专业、学术性团体的自我管理和服务。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它将成为主导机制，也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民间之赢，赢在逐渐成长、日趋自治与主体性的发展，其发展机理是通过权利诉求彰显社会组织的主体性精神和基于审批登记放开实现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
第四稿体现的是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与所有合法社会组织之间的等级性。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实体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增强了。在权力异化层面，社会权力腐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官办社会组织乃至掌握更多资源的民办组织在产生方式、组织管理、资金筹集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异化。新四类组织与原来四类组织有很大交叉，比如工商经济类有很大一部分可归为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自治生成的内在动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压力，外部环境是全球治理浪潮的推动，[31]而其社会结构性依托则是社会组织等社会权力的日益发展。
传统的权力分立机制主要是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而在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移、权力出现多元性流变趋向之后，权力制约机制就发生了相应变化，即从单一制约机制向多元交叉与混合体系发展。[31]参见何志鹏、刘海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利弊及展望》，《北方法学》2013年第4期。[9]李泽厚在其名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集中探寻的就是这种新传统。
当然，法学者公认的是， 受传统习惯影响甚至源于传统习惯的权利，更多地体现在民法上。宗法制下的崇祖重亲、死者为大乃是中国自古而然的传统。这种关系，经由人际交往的进一步内化，会被结构在下述第二种关 系中。如果没有来自习惯的规范支持，就意味着法官的活动在法律方法上进入到法律续造过程中，[29]反之，如果法 官能够从习惯中获得对相关事实的规范支持，就意味着法官能够对其中的习惯权利和习惯义务加以甄别择取。
即便这一解释是对的，但在名分或等级地位这些概念背后，仍然表达着一种确定的理念，那就是人总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着。[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按照这种思路和逻辑，网名既无法作为 习惯权利，也不应通过公权行为在法律上予以保护。尤其是大量的新习惯乃是因为 社会交往手段、技术和工具的改进而生成的，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因此，对它的保护就不仅是基于习惯权利，而且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定为法律权利。新习惯的迅速变 迁和海量增加，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习惯权利和习惯义务的识别压力。
其中认可是立法程序的作业，而裁定则是司法程序的作业。在此意义上，司法（法官）的权利推定，仅 仅是个别推定，而不是普遍推定。对此，笔者认为，所谓权利推定，是国家或社会对于国家法定权利之外的权利事实（非正式制度事 实）通过法定的正当程序或一般的社会经验、常理予以确认的活动。由于两者在过 程、环节上并无不同，因此这里不再专门展开。
由此不难见新型权利与习惯之间的内在勾连。就社会的权利推定而言，其既可能是公民个人做出的，也可能是由公民委托的组织做出的。
[11]参见谢晖：《法边絮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1页。另一方面，身心关系只有被置于群己交往中时，其自治的本来面目才能彰显。
笔者作为其邀请的普通委员会成员，也参与处理相关纠纷百余次，发现无论是投诉者还是被投诉者，几乎没有实名注册 者。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6]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立法和法律权利就是当下生活的一般反应。因此，司法权利推定效力的限制，并不能限制其他主体效仿司法推定，在面对相同的或类似的纠纷 时，依样画葫芦地主张类似的权利，寻求其他法院和法官的类似处理。但是，作者对祭 奠权从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角度的界定，笔者大体表示同意，并认为事实上在祭奠权中，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一过程在法律方法上属于法律的外部发现，也是 习惯权利的推定活动。二是群己关系，这是人们交往行为最重要的关系体系，人的权利需要和自由意志就是通过在群己关系的比较和鉴别中凸显其价值的，因此人所面对的核心关系 就是群己关系。
因之，不论是这里的原告还是被告，大都围绕其网名权以及由之连带的荣誉权、名誉权而展开。反之，当其面临一起基于新习惯的诉讼，如男子的生育权 （基于女性解放带来的女子不愿生育的新习惯）时，反而会在事实与价值间不断地往返橱踌、难以决定。
新习惯这个概念，笔者是受文化学人新传统这个概念的影 响提出来的。在网络上进行匿名注册己经成为一种习惯，并且 这种习惯也获得绝大多数网民的接受。
从推理的根据看，既有地方习 俗、日常习惯、常理常识、人情天理，也有国家法律。然而即使人们做了这种仔细的辨析工作，如果相关权 利义务得不到法定化处理，或者法院并未因当事人就相关纠纷的诉讼请求而作出肯定的司法裁断，同时相关诉讼请求也未获得社会主体的同情、支持和接受，那么该 习惯背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就仍然主要停留在习惯权利和习惯义务状态，既未升华为新型权利，也未升华为法定权利。
当其考虑成熟予以起诉时，人们就可以推定当事人经过了复杂的权利推定：接吻是成年人相爱的自然权利、日常习惯和习惯权利（即使当 事人本身毫无相关权利的概念和常识），对嘴唇的伤害既然影响了一个人接吻，进而影响了其生活的乐趣、质量和利益，那么就此提出诉讼就并无不当。[4]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司法的权利推定，其目的就是为了从纠 纷事实、诉讼请求和习惯中升华出新型权利，所以，司法之权利推定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把所甄别、择取的习惯权利，经过司法裁判的修饰、包装、程序性加工和实 质性宣告，生成为新型权利。二来法官本身就生活在特定的传统习惯中，受其耳濡目染更深。
从权利的性质看，这里所推定的一般是习惯权利，即使对法定权利， 也要置入习惯和习惯权利的框架中才能获得当事人的理解、支持和接受。制度规范及其习惯权利，既是文化 习惯的产物，也是文化习惯的有机构成。
[2]这里荀况强调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群，一个是分。1.传统习惯对新型权利生成的作用 一切悠久的人类传统都毫无例外是一个文化的连续体。
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立法者对当下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估是有限的。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可以说，权利源于习惯，正如法律源于习惯。
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网民为了表达的方便和自由。但人们交往合作的前提却是分。[13]而笔者所谓围绕习惯基础所提出的新型权利却是另一个大概念，既包括基于传统习惯的习惯权利，也包括基于新习惯的习惯权 利。这似乎与习惯这个名称不相符合，因为所有习惯都具有向后回顾的属性。
它和前述祭奠权一样，都是以习惯为基础而生成的习惯权利通过诉讼的进一步彰显，不过网名权所赖以产生的习惯基 础是新传统、新习惯，而祭奠权所赖以存在的习惯基础则是旧传统、旧习惯。从习惯权利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认为，祭奠权是基于传统礼法文化烙守孝道的伦理习惯，而传承下来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众行为习惯权利。
[12]郭春镇、张微微：《转型时期权利的法律保护研究——以未列举权利及其推定为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25] 虽然所有传统习惯本身是相沿成习的规范，如果不在规范意义上谈论传统习惯，那么所谓习惯便浑然莫名，但传统习惯作为规范，不仅表现为习惯权利，而且也表现 为习惯义务、习惯权力和习惯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习惯作为非正式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包含了习惯权力和习惯责任、习惯权利和习惯义务的规范体系。[20]转引自苏晓明：《关凯元我起诉了孔庆东》，《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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